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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發展離不開服務公司助力!

                        發布時間:2019-03-21   編輯:轉自清華

                        第一個方面,我們來看高速度增長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和激勵。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組數據,這是來自世界銀行每年發布的一個研究報告,內容是對世界各經濟體營商環境進行評價。這項研究采取各種方式從不同的經濟體采集可比的數據,然后通過這些數據來構造一個指標體系,對不同經濟體的營商環境從各個方面來進行排序。根據最新的數據和指標,排在第一位的是新西蘭,新加坡也排名靠前,這表示它們的營商環境比較有利于企業發展。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78位,雖然在中間靠前一點的位置,但總體來說并不是那么理想。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數,我們的營商環境似乎并不完美,但是我們為什么又能夠實現如此高速的增長呢?在經濟學研究中有一個領域叫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中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結論,即制度環境尤其是營商環境對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經濟就不可能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指標,中國的制度環境看起來并不理想,其中有一些指標看上去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如建筑許可這項指標,它顯示在中國要獲得建筑許可來蓋房子非常困難,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排序,我們排在第172位,可以說是倒數第幾名。然而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都像個大工地,到處都在蓋房子,但是研究數據又顯示我們要獲得建筑許可很困難。我曾經看過一個報道,說在中國要完成整套建房手續,前前后后要找幾十個部門蓋190多個章,還要繳95種稅費,按照流程規規矩矩走下來,需要大概三年半時間才能走完。這就跟我們的所見所聞很不一致,因為我們每天都能看到房子像雨后春筍般“長”起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4年我國的營商環境綜合排名在第96位,其中的建筑許可這一項排在第185位,現在已經上升到172位了。近幾年設立企業的便利度也大大提升了,2014年排在第158位,現在上升到第93位。但是其他數據仍然不是特別好,我們的稅費負擔很重,企業使用電力也比較困難。


                        這些指標到底準不準?值不值得信任?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團隊的做法是,首先就營商環境的十個方面設計問卷,這份問卷力圖反映企業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主要障礙,然后請各國的專家,包括律師、咨詢師、會計師等,根據一些在不同經濟體都有一定代表性的企業,比如超市,在研究對象國的最大商業城市所面臨的情況來提供數據。然后營商環境報告團隊把每個國家的數據都拿來進行處理,包括與研究對象國的權威部門核對數據,最后進行排名比較。由此可見,世界銀行的研究是比較科學的,得到的數據應該比較可信。但為什么根據這些數據,我們的營商環境不是很好,但是我們又獲得了高速增長呢?我和我的合作者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特惠模式理論。在這個特惠模式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關鍵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我們的解釋是,盡管在中國每個企業做生意都面臨著不少制度上的成本和障礙,但是如果你有幸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睞,地方政府認為你是值得幫助的企業,它就會主動幫你克服注冊、獲得建筑許可、獲得電力等各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難。比如富士康要在鄭州建一家工廠,鄭州市就專門為它建了一條專用公路,叫“富士康專線”,使富士康的物流變得更加有效率。只要地方政府下定決心幫你,你就很少有辦不成的事,這就是我們的成功經驗。


                        總結起來就是,盡管我們普惠的制度化的營商環境還不完善,企業規規矩矩地照章辦事很難辦得成,但是只要地方政府想要幫你,這些事都會很容易辦成。地方有能力,但不代表它會主動愿意做,還需要有激勵、有動力來幫你做。因為地方政府并不是萬能的,它的能力、資源、精力、時間都有限,它不可能幫助所有的企業。地方政府為某些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幫助企業克服不良營商環境造成的障礙,我們把這種幫助叫作特惠,因為這不是每家企業都能得到的,所以它不是普惠的幫助,而是有選擇性的幫助。


                        特惠模式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什么關系呢?如果地方政府幫助的企業都很爛,而好的企業沒有得到幫助,經濟就不可能得到發展。我們的一個推斷是,地方政府還是選對了一些企業,甚至可能選擇了那些最好的企業。這里我們就要提出問題了,為什么地方政府有能力、有愿望去幫助這些好的企業呢?我們構造了一個經濟學模型來分析這個問題。在這個模型中,每一個地方政府都面臨很多潛在的需要幫助的企業,這些企業有的未來商業前景很好,也有的不是很好,地方政府要從中挑選一些企業來給予幫助。地方政府挑選企業的動力來自哪里呢?我們認為,主要來自如果它幫了這個企業以后,它一定能從這個企業中得到收益。這里的“收益”兩個字,我要給它一個很廣義的解釋,因為不同的地方官員對收益的理解可能不一樣。有些地方官員很有情懷,需要有成就感,他覺得幫助一個好的企業成功,就是他事業的重要成就,對得起地方上的老百姓。對他而言,事業的成就感就是動力。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會幫助所有企業。我曾經跟一個地方領導討論過,他說人人都有好惡,我會愿意幫助我認為對地方經濟發展更好的企業,而不愿意幫助對地方經濟發展不一定那么好的企業。一個好的官員的認識更加符合當地的實際,但是仍然會有他自己的偏好,他愿意幫的,是能給他帶來最大成就感的企業。


                        還有一種動力就是要獲得財政收入,有了更多的財政收入,就有更多的資源來做自己覺得值得做的事情。


                        第三種動力就是晉升的資本。很多地方官員都想晉升,想晉升是一個官員自然的動力。他幫助一些企業成功了,上級領導來視察看到這些成功的案例以后會很高興,就會對地方官員有很好的印象,這對他們今后的晉升有好處。

                        當然還可能有一些腐敗現象,比如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幫助,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從而也獲得了地方官員的幫助。


                        很難說哪一種動力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不同地區不一樣,不同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慮也不一樣,總之他們會選擇一些能給他們帶來最大收益的企業,給這些企業提供幫助,幫他們克服制度的障礙,然后這些企業就更加可能成功。


                        這里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地方政府官員愿意幫助的這些企業,是不是比較有效率的企業?我們傾向于認為確實是,因為只有當一個企業很有效率的時候,它才更有可能成功,更有可能給為它提供幫助的領導帶來成就感,更有可能帶來更多的稅收,更有可能幫助地方官員獲得晉升的資本。如果我們相信這樣的一個假設:效率越高的企業,能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越大的收益,地方政府官員就越會選擇那些效率較高的企業提供幫助。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經濟就發展起來了,一些高效率的企業就能因此獲得成功。


                        有人說特惠制度有各種弊病,這不可否認。但是我們也需要問問如果沒有特惠會怎么樣?沒有特惠制度,誰都得不到幫助,所有的企業都很難成功。和普惠制度非常完善的經濟體比,我們的制度環境不夠完善,只有部分企業得到了幫助,但是和沒有特惠也沒有普惠的情況相比,至少還有一些企業得到了幫助。所以這是在營商環境不是很理想又很難在短期內達到理想狀態的情況下,我們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接受的一個次優安排。在這樣的安排之下,我們有了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7年,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略高于10%,從2008年到現在年平均增長率是8%左右,這些成就從哪兒來?我們覺得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總結一下以上說的內容。特惠制度有利于經濟增長,前提條件一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動力來幫助一些企業解決問題,否則誰都得不到幫助,誰都發展不了。二是地方政府選擇的特惠對象是一些不錯的企業,是一些有潛力的企業。三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而不是提供廉價的要素。因為要素供給是有限的,地方政府給某些企業提供了更多廉價要素,其他企業獲得要素的成本就更高。當你在資源配置中向某些企業過度傾斜,另一些企業獲得資源就很困難,那么這個地方的經濟整體效率就會比較低。


                        第四個前提條件比較有技術性。特惠制度可能會帶來準入障礙。比如,我幫助本地一家企業開拓了一項業務,我不希望有其他的競爭對手,因為一旦有了競爭對手,我幫助的這家企業就會面臨競爭的壓力,我獲得的收益就會減少,所以地方政府不希望本地有太多的競爭,這對準入會產生一定的障礙,這是特惠模式造成的一個潛在問題。好在中國有很多不同的地區,如果我是一個好的企業,我有一個好的前景,我在這個地方得不到幫助,我可以跑到另一個地方,也許那邊的政府因為當地沒有既有的競爭對手,它就愿意幫助我了。所以特惠模式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第四個前提條件是企業可以在多個地區之間選擇。上述四個條件是特惠模式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


                        這種特惠模式有好處,也有潛在的問題,可能出現的腐敗就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大家都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我就不過多說了。其他可能的問題是什么呢?首先,地方政府花了這么多力氣來幫助企業,所以它的注意力全在它幫助的企業這兒,可能會過度關注這一些企業的利益。最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是,如果特惠對象在取得要素方面獲得太大的優惠,其他企業要獲得要素就更加困難,形成資源配置的扭曲,造成整體效率下降,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是一個風險。我們所說的成功,是不出現這種情況才叫成功,但是這種情況只要一出現就會有 風險。


                        另外,既然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幫助一些企業來發展當地的經濟,它還有動力來改善普惠制度嗎?可能它改善普惠制度的動力就減弱了。一是它不這樣做當地經濟也能發展。二是在特惠制度下,所有企業,包括地方政府不喜歡的企業,也一樣活得很滋潤。在特惠模式下,權力會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在普惠模式下權力起的作用就相對小一些,所以希望有更大權力的地方政府改善普惠環境的動力可能就不足。三是由于地方政府過度的關心,關注部分企業的利益,可能會對居民的利益關注不夠。比如,地方政府幫助的這家企業造成了環境污染,它就不愿意對這家企業的治污下狠手,居民的利益就受到了損害。特惠制度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在上面說的四個前提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確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也有可能,當這些條件不再滿足的情況下,甚至在這些條件仍然還滿足的情況下,它也會帶來一些弊端。


                        盡管我們的制度環境不是很好,但是我們仍然實現了高速度的增長。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為部分企業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使它們能夠成功,而這些企業又是效率比較高的企業,于是當地的經濟就發展起來了。地方政府提供的特惠,在過去高速度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新常態下這個老的模式會帶來什么問題。剛才我們說了一些潛在的問題,在新的環境下,是不是這些潛在的問題都變成了實際的問題。


                        新常態下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什么?這和我們后面的分析有很大的關系。


                        從幾年前開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新常態的含義有幾點,其中一個是增速要換擋,未來的增速會是什么樣的,這是需要了解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包括對問題后面的機理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地方政府的作用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預測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要有一定的依據,依據一定要來自數據,如果沒有數據支撐,預測是不可靠的。問題是用哪些數據呢?是看中國的過去發展歷史,還是看其他一些經濟體的發展歷史?自然,信息越多越有幫助。不同經濟體的發展經歷之間總有一些共性的東西,如果完全沒有任何共性,其他經濟體的歷史對我們就沒有任何參考意義。


                        其他經濟體跟我們有什么樣的共性?或者進一步問,我們和什么樣的經濟體共性比較多?跟我們共性比較多的經濟體,對我們參考價值更大,我們可以利用它們的數據,幫助我們更好地預測自己的未來。有些學者認為,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和我們有類似的背景,它們的發展水平和我們現在的發展水平類似時的情況,對我們有比較大的參考意義。判斷什么時候它們的發展水平和我們現在的發展水平相似,需要一個標準,用什么標準呢?


                        首先,對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時,選擇哪個匯率會有差別。一個選擇是用官方匯率,但官方匯率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并不能真實反映購買力。所以我們經常在研究中不用官方匯率,而是用購買力平價的匯率。什么叫購買力平價的匯率?我們選擇一個有代表性的消費者,他每年消費的產品都裝到一個籃子里,這是他每年消費產品的集合。這個籃子里所有的產品在中國要花多少錢買到呢?假如我們花2萬元人民幣能買到這個籃子里所有的產品,也就是說一個有代表性的消費者一年的消費是2萬元人民幣,然后將同樣一籃子的產品拿到美國去,看這樣一籃子的產品需要花費多少美元,可能需要5 000美元。在美國用5 000美元,能買到在中國用2萬元人民幣買到的同樣的東西,這說明根據購買力,2萬元人民幣等于5 000美元,即4元人民幣等于1美元,這就是購買力平價匯率。


                        按購買力平價,中國2014年人均GDP是1.2萬美元左右,日本人均GDP是1.2萬美元左右時是在1971年,所以如果用人均GDP作為判斷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我們應該用1971年的日本作為我們的參考對象。如果我們用與美國人均GDP的比值來作為判斷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那么用1971年的日本作為參考就不合適。2014年中國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1/4, 1971年美國的人均GDP大概是2.4萬美元。所以那個時候的日本盡管人均GDP和我們現在一樣,但是它的人均GDP是美國的一半。日本人均GDP占美國人均GDP 1/4的年份大致是1958年。如果我們用與美國人均GDP的比值來作為判斷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那么應該用1958年的日本作為參考。


                        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叫“追趕型經濟”,所謂“追趕型經濟”,就是我們前面還有很多比我們更加發達的經濟體,它們處于經濟增長的前沿。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借鑒它們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盡量學習它們成功的地方,避免它們走過的彎路。當然不是簡單的模仿,還要考慮自己的環境,至少可以有所借鑒,幫助我們的經濟增長,這叫“追趕型經濟”。因為有借鑒的機會,有借鑒的可能性,所以“追趕型經濟”的增長潛力比發達經濟體的要高,這就是追趕型經濟享受的后發優勢。


                        如果我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較大,比如說差距有40年,那么它們過去40年的經驗就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經濟的參考,我們借鑒的空間和學習的空間就很大,可以避免很多錯誤并把事情做得更好,這個時候我們的增長速度就會比較快。如果我們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只有10年,我只能借鑒它們過去10年的經驗,40年的經驗跟10年的經驗相比,40年的經驗顯然更豐富。所以,我們就有這樣一個理論,后發國家和前沿國家之間的相對距離對后發國家的增長潛力非常重要。我們現在人均GDP是美國的1/4,相對距離就用1/4這個數字來表達。這個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告訴我們,中美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發展還差多少,也決定了我們學習空間的大小,因而對中國的增長速度有很大的影響。用美國作為一個參照,看跟它的差距是多大,我們的近鄰比如日本、韓國,它們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4的時候,和我們與美國今天的差距是類似的,因而就以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4時的經歷作為我們的參考,這是很多學者都采用的一個辦法。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根據購買力平價匯率,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5。我們再來看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在什么時候人均GDP是美國的1/5,歷史數據顯示,日本是1951年,新加坡是1967年,中國臺灣是1975年,韓國是1977年。這四個經濟體分別在這四個年份,人均GDP和我們現在的人均GDP與美國的比是一樣的。


                        日本1951年后的二十年平均增長速度是9.2%,新加坡1967年后的二十年平均增長速度是8.6%,增長率都不低。很多學者根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內,有平均每年增長8%的潛力,而且說8%還比較謙虛,因為日本達到了9.2%。但是現在我們達不到這樣的增長速度,也許我們不吃不喝,拼命工作可以達到,但是對我們的損害就太大了,我們不愿意那么做。盡管中國2008年和日本1951年有共性,我們相信這樣的共性對于增長率有一定的含義,但是中國的2008年跟日本的1951年也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希望找到最關鍵的差異,這就需要做研究。


                        我們最后找到的關鍵差異是人口結構不同,勞動參與率也不同。中國和日本的人口結構有什么差異呢?如圖1.15所示,通常我們把15~65歲的人叫作適齡勞動人口,每100個適齡勞動人口要負擔多少個15歲以下的孩子和65歲以上的老人,就叫作總撫養負擔。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2010年中國總撫養負擔是這四個國家中最輕的,是38,也就是每100個15~65歲的潛在的勞動力,要負擔的15歲以下的孩子和65歲以上的老人是38人。2010年之后,中國的總撫養負擔就越來越重,說明能參與勞動的人口所占比例越來越低。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10年,我們的總撫養負擔在下降,這段時間我們在享受人口紅利,能參加生產的人越來越多,經濟增長率就會比較高。但是過了這個人口紅利階段,能參加生產的人口越來越少,增長的速度就會減緩。我們再看看日本,日本1951年后的二十年是充分享受人口紅利的二十年,那一段時間它的經濟增長就很快。同樣的,新加坡、韓國在跟我們相似的那二十年里,都是享受人口紅利的二十年,它們當時的高速增長是和人口紅利高度相關的。不僅如此,它們的勞動參與率也在增加。人口紅利是指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是適齡勞動人口,但是并不是每一個適齡勞動人口都在參與生產。15~18歲的很多人都在上學,60~65歲的很多人都退休了,盡管他們屬于適齡勞動人口,但是他們不參與生產。我們還要把就業參與率考慮進來,如果就業參與率在增加,就說明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生產,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比較快。如果就業參與率在下降,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下降。





                        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相應的歷史階段,不僅僅是享受人口紅利,而且就業參與率還在增加,這對增長是有利的。而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就業參與率也到了頂點,很多研究者認為我們的就業參與率從現在開始要下降,這對增長是不利的。不管是人口紅利還是就業參與率,影響的都是參與生產的勞動力人數,現在的中國和1951年的日本是有很大差異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差異剔除掉,剩下的差異是不是還重要?非常神奇的是,除了人口紅利這個差異,剩下來的差異就不那么重要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來做一些計算。


                        剛才我們說,中國和日本的一個重要差異是勞動力增長速度的差異。在考慮GDP的時候,為了看清勞動力的影響,把GDP的整體看成兩部分的乘積,一個是勞動力的總量,即有多少人參與就業,另一個是每一個勞動力所生產出來的GDP,我們稱之為勞動生產率。顯然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有差異,那么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有沒有差異呢?如果也有差異,我們就要再找新的辦法剔除這個差異的影響。我想說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很有規律。這個規律讓我們有理由認為,1951年之后日本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我們認識2008年之后勞動生產率在中國的變化趨勢是一個重要參照。


                        GDP=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總量,那么GDP增長速度=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勞動力增長速度。勞動力增長速度可以通過研究來獲得。假如我們能利用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規律,來預測中國未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潛力,再去進一步研究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就可以預測未來的GDP潛在增長速度。


                        圖1.16的左邊顯示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右邊顯示的是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每一個圖中有三種顏色深淺不同的點,顏色最深的點代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四個經濟體,顏色次深的點是我們挑出來的西歐14個增長特別快的經濟體,空心的點是一些不成功的經濟體。縱軸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上邊的邊緣代表增長的潛力。





                        經濟增長 “收斂”分解: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力


                        每一個點對應的橫坐標是這個經濟體在那一年的勞均GDP和美國勞均GDP的比值,度量這個經濟體和最發達的經濟體之間的距離。越靠右經濟發展水平離美國越接近,越靠左經濟發展水平離美國 越遠。


                        顏色最深和次深的點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比較快的經濟體,我們希望跟成功的經濟體比,所以要研究這些顏色最深和次深的點。顏色最深和次深的點形成的圖形很有規律,可以用一條曲線比較精確地代表。勞動生產率增長最快的這些經濟體,它們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基本上由其經濟發展水平來決定。右邊的圖顯示的是勞動力增長速度,在這個圖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規律。如果我們來做一個假設,中國從現在開始到未來的若干年,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會遵循左邊的圖中所顯示的規律,我們就可以預測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當然誰都不能保證這個假設一定成立,因為未來會不斷有新的技術涌現,國內外的形勢也會變化,這些都可能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們只是基于現有的數據,來盡量科學和精確地預測中國未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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